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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留学苏联的领导人子女

文章摘要 摘自《岁月无痕:中国留苏群体纪实》五十年光阴荏苒,如白驹过隙。五十年前,众多中华学子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,聆听了毛主席“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”的讲话。“为祖国工作五十年!”的豪迈誓言在莫斯科大学礼堂里回荡不息。五十年前,上万名青年学子在异国的土地上废寝忘食、刻苦钻研、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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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五十年光阴荏苒,如白驹过隙。五十年前,众多中华学子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,聆听了毛主席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。

    “为祖国工作五十年!的豪迈誓言在莫斯科大学礼堂里回荡不息……

 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,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。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,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;

 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。他不顾苏方的挽留,毅然回到国内。他为我国原子弹、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,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;

 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,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。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,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;

       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,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,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

 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,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。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;

 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。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。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,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;

 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。1950年,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。1957年回国后,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;

 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,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,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;

 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,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,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,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;

   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。在他手下,诞生了郑凤荣、倪志钦、郑达真、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

  ……

  共同的人生经历,共同的道德观念,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 ——“国际儿童院的孩子

 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。

  儿时,他们在一起成长,情同手足;

  青年,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;

  晚年,他们互相依赖,彼此牵挂。

 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、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,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,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。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,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,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。

  在他们心中,这些儿时的伙伴,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,最理解自己的人。在这种亲情面前,血缘已经失色。

     几乎在每一个节日,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,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,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。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,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,伴着歌声翩翩起舞。只有在这个时候,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,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,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,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。

  如今,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,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。

  对于他们来说,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,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,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。

  遥远的苏联,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。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,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。

  他们的人生轨迹,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,跨过长城,跨过西伯利亚,跨过乌拉尔山脉,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,一端是光荣,一端是梦想……

        留学生曾因语言障碍连上什么课都不知道

 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大学的第一节课。

  老师既没有课本,也没有板书,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口述讲义。身边苏联同学唰唰地记着笔记,不时和老师进行讨论和交流。

  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!

  刚刚听到一个单词,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,老师已经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,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,后面的话全没听清。下课了,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鸟,唧唧喳喳地散去。只有我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,望着老师发呆。笔记本上,只留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,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,嘲笑我的无知无能。

  一种近乎绝望的沮丧笼罩着我。

   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,学了整整六年俄语,来苏联后还上了一年预科。因为俄语远远比同班的亚非拉学生出色,预科时还曾被老师豁免听课!

  我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俄语了!

  大学生活,居然就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狼狈中开始了。

  每天,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,盼望能比前一天多听懂一点。可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,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残缺;每天走出教室都是一样的天昏地暗、头晕脑涨。

  一个月下来,我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,几乎要精神崩溃了。

  很多年以后,当我向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老学长们倾诉当年的感受时,不期然得到了他们强烈的共鸣。原来,他们也曾经历了和我完全相同的心理历程,还给这种体验赋予了一个形象的比喻——“坐飞机

  有了坐飞机的经历我才明白,原来国内的外语教育与留学国实际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相差有多远。

    郭子恒向我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趣事:

  学校的餐厅里有一种炒肉丁配空心面的菜肴,叫做古俩什,而青蛙的俄语发音是俩古什。一次在食堂用餐,我想要一份古俩什,不料开口说成了俩古什,引得餐厅服务员和就餐的苏联人哄堂大笑。服务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:我们从来不吃俩古什(青蛙)!’”

  上街买东西,也出了不少笑话。

  一天,一位女生走进生活用品商店,她想买一把切菜用的刀子。不料,她一开口说道;我想要一个丈夫。店员听了莫名其妙:我们这里不供应丈夫。原来,俄语中刀的发音是诺士,而丈夫的发音是慕士。她一紧张,把诺士说成慕士了。

  苏联方面为了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尽早摆脱困难处境,想了各种办法。

  有的学校在常规课程结束后,又安排有经验的俄文老师为中国学生补课,提高俄语水平。很多学校特地安排品学兼优的苏联同学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寝室,或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,上课坐在一起听课,下课一起到图书馆自习,以便在语言和学习上进行辅导。

        留苏生涯犹如苦行僧般的生活

  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,在最初的几年,甚至于在全部留学过程中,过的都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。

  由于学习和思想压力巨大,个别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、精神抑郁、头晕头疼等病症,无法继续正常学习;还有一部分人员,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,罹患上关节炎、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回国医治。对于这部分中途退学人员,使馆充分尊重其个人意见,周到安排了他们的归国行程。国内方面也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。

  面对艰难处境,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。

由于列宁格勒气候湿冷,酆炳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了肺结核,不得不进入当地的医院治疗。使馆为他安排了在雅尔塔三个月的疗养。在那里,酆炳林得到很好的照顾,疗养期结束病基本痊愈了。

  可是回到学校,酆炳林的心情陷入了谷底。他本来学习就比较吃力,前后又停了半年课。追起来就非常难了。由于思虑过度,不久以后他出现了头晕头疼的症状,听课受到了影响。

  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征求酆炳林的意见,告知他实在困难可以申请回国——国家有政策,像他这种情况中途回国还可以在国内大学接着念,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。

  回首往事,酆炳林说:

  这时候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,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。可是想到国家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,如果轻率地放弃,怎么有脸面对祖国的父老乡亲呢?这时候,使馆负责留学生管理的同志来到列宁格勒。他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的情况,见到我就说: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。如果你有困难,支部书记可以暂时不当。我们也可以……’他还没说完,我就跳了起来:我还没要求回国呢?!我一定要留下!就是累死,我也要坚持下来!’”

        第一件事,就是要补习漏掉的课程,并通过上半学期的补考。

  同班的中国同学把半个学期的全部课堂笔记,和在图书馆摘抄的参考资料全都无私地提供给酆炳林。他在桌子上铺开每个人的笔记,一句句比照,誊抄;遇到问题,就向同学请教。一个星期过去,觉得可以了,就约老师补考;下星期再准备另一门……。就这样,他补回了落下的全部功课,并顺利通过了相应的考试。

  从三年级下学期到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,没有假期,不分寒暑,酆炳林奔波于宿舍、教学楼、实验室的道路上。列宁格勒和附近地区是著名的旅游地带。可是除了大学一年级看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阿芙乐尔巡洋舰外,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。四十年后当他因公务重返列宁格勒后,才游历了全部美景。当酆炳林说他是第一次游览时,同行的苏联朋友都无法相信他在这里学习了整整六年。

  这样,到大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,酆炳林已经顺利赶上来了。在酆炳林的成绩册里,考试没有得到五分的课程,都是在三年级下半年以前。从四年级开始到毕业答辩,成绩册记录的是清一色的五分。


  1948年。

  黄土高原。烽烟弥漫。

 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,在毛泽东的心中,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。

建设新中国,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。可是,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,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。

 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,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: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、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,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,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!

 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。经过慎重筹划,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,共二十一个人。

  李鹏,李硕勋烈士之子。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,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,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。19317月不幸被捕,在狱中大义凛然,忠贞不屈,不久英勇就义。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。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,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。

 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,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。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,创办生活书店,主办《生活》周刊,在抗日救亡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、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于19447月病逝。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,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,1946年调往东北。

        谢绍明,谢子长烈士之子。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,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。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,次年春不幸逝世,时年三十八岁。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,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,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、武工队政委。

  罗西北,罗亦农烈士之子。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。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,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。19284月,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,时年仅二十六岁。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。1945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,后进入哈工大学习。

 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。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。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,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。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,于19353月英勇就义。

  叶正大、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。叶挺是北伐名将,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。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,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,在皖南事变中被俘。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。父亲牺牲后,叶正大、叶正明被接到延安。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,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,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。

 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,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。张浩又名林育英,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,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,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、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。19423月,张浩在延安逝世,享年四十五岁。

         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,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。

 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。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,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、山东省委书记、湖南特委书记、西北局秘书长。1942年在延安病逝。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,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,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;

 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。

 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。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。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,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。

 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。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,参加了土改工作团。

  还有四个年轻人,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,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,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。他们是:

  杨廷藩,杨棋烈士之子;

  张代侠,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;

贺毅,原红二十七军军长、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;

  崔军,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。

  在这二十一个人当中,有四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。

 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。叶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。1945年,十七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,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,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,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。

  罗镇涛,罗炳辉烈士的女儿。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, 军事家。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。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历任团长、旅长、纵队长、军长等职,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。于19466月因病逝世。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,后来才找回来。

 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。

  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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